最多只是经济增长的推手
来源:    发布时间: 2020-05-25 13:26    次浏览   >

中国迟早要从世界工厂的角色转变为世界工厂与世界办公室的双角色并重,不能因为错失经济战略转型的时间窗口继而失去迈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战略性机会。历史已为我们提供了例证:欧洲经济的衰落主要原因在于创新动力衰减。而美国经济之所以保持了领先世界各国差不多一百年的超长周期,深层次动力在于美国无比重视技术与制度创新。显然,像中国这样的超级新兴经济体,打造基于战略性技术变革与制度创新引致的超长产业链是必由之路,这个产业链,尽管目前还不那么清晰,却是必须探索和实现的重任。

中国迟早要从世界工厂的角色转变为世界工厂与世界办公室的双角色并重,不能因为错失经济战略转型的时间窗口而失去迈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战略性机会。从经济荣枯周期规律以及支撑经济内生性增长的机理来看,业已迈上十万亿美元台阶的中国经济,打造基于战略性技术变革与制度创新引致的超长产业链是必由之路,这个产业链,尽管目前还不那么清晰,却是必须探索和实现的重任。

国家统计局上周三公布的数据或许解释了李总理这番话背后的深义:今年头两个月,我国经济遭遇6年来的最严重下滑,以工业产出、固定资产投资和商品零售等为代表的经济指标均较去年同期显著放缓。其中今年1、2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创下自2000年12月以来的最低增速,而工业产出同比增长仅为6.8%。唯一欣慰的是2月的出口增速强劲,如果3月经济数据没有显著改善,则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有可能跌破7%。

毋庸置疑,中国经济增速大幅放缓的部分原因,在于一向极为倚重的房地产业陷入了严重衰退。这个过去十年间支撑了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柱产业继去年12月大幅下挫之后,今年前两个月的销售面积同比下降幅度竟达16.3%,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连续12个月下降。在决策层不大可能救市的情势下,指望依靠房地产业的自主复苏来拉动整体经济走强,显然不大现实。

另一方面,所谓3万亿元“中国版qe”仅是市场人士臆想而已,并非真实世界的政策实际。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央行,在现有的制度约束框架下,是不可能像美联储那样直接为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债务托底的。尽管财政部官员一再表示地方债风险完全可控,且地方债对应的大量资产非常优秀,但笔者从实际调查得到的信息显示,局部地区的债务风险确实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借新债还旧债早已成为地方财政部门负责人的头等工作任务之一。这也就是李总理所说的个案性金融风险。

李克强总理在3月15日的人大记者会上说,中国经济面临着下行的压力,有多重风险,尤其存在个案性的金融风险,关键在于新常态下要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中间找到平衡点。如果速度放缓影响了就业收入等,逼近合理区间下限,我们会在稳定政策与稳定市场对中国长期预期的同时,加大定向调控力度,以稳定市场信心。

而从经济荣枯周期规律以及支撑经济内生性增长的机理来看,业已迈上十万亿美元台阶的中国经济,如若不能摆脱既有增长路径的约束一再拖延经济战略转型,如若不能拨开经济增长的迷雾一再扭曲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如若不能打造基于战略性技术变革与制度创新引致的超长产业链,如若继续漠视经济增长福利效应的提升,则中国或将很难避免萧条经济学的敲门。

从1980年到2014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17倍。创下了世界经济史上的经济奇迹,而所有懂得经济增长规律的人都知道,迄今没有一个国家会始终在高速增长的道路上持续行走。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既有经济增长动力不断趋缓是十分自然的逻辑,除非找到促进下一个增长的动力之源。今年的全国两会已就中国经济整体性改革给出了很好的路线图,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为代表的强力机构已经召开十次会议,多次推出重要改革方案,新的经济增长极也正在涌现。中国经济要摆脱既有增长的窠臼,除了建立良序政策运行机制之外,更有赖于各级各地政府和广大市场主体真正切换发展思维模式,真正以壮士断臂的决心告别过去那种饮鸩止渴的增长路径,切实提高投资质量和资本积累的有效性,将经济增长的重心转到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上来,以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创造新的需求。

笔者此前曾说过,即便是再强大的政府,即便是最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最多只是经济增长的推手,而非内生性动力。如果说,从1978年到1997年这二十年中,当市场主体发育不健全或者投资主体尚未完成制度性转换时,政府作为最主要的投资主体扮演着经济增长的主要领导者和推动者是合乎中国经济发展内在逻辑和国情的,但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框架之后,在民间投资主体不仅有实力而且更有意愿承担起经济和社会职能时,政府在本应竞争性的市场领域适时退出不仅有必要而且日渐迫切。然而,过去十几年来,尽管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呼声不断提高,尽管地方政府也逐渐认识到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指标实际是扭曲政府应有服务职能、漠视经济增长福利效应的短视行为,可因为各种现实压力和阻力,依然摆脱不了这种施政偏好的惯性。另一方面,当国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财力,初步具备建立健全社保体系的基本物质条件之后,有序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的突出矛盾,改变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较少以及民众消费的产品高度市场化的格局,不仅是适应经济转型的当然之举,也是破除制约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瓶颈的配套制度改革。显然,各地在这方面的表现尚难尽如民意。

其实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坦率承认了中国经济不仅增长模式存在缺陷,更由于经济转型的迟滞而使得下一步经济增长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无论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群众对医疗、养老、住房、交通、教育、收入分配、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还是“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高投入、高消耗、偏重数量扩张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等等,均代表最高决策层对既有发展模式的忧心以及下一步改革迫切性的宣示。